区。此刻，她正背对着众人，肩膀微微抽动，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借着窗外昏黄的路灯光线，楚砚溪锐利的眼神捕捉到那张纸上隐约的红色印章，还有“江城第一人民医院”、“催缴通知”、“手术费”等字眼。

楚砚溪心脏猛地一沉。

又是这样。

和乔昭然、春妮一样，都是《破茧》纪实小说里的悲剧剧情，只不过这一次发生在1998年。

阮小芬，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破茧》的文字里，记载着她的一生。

阮小芬，二十二岁，红星纺织厂试纺车间女工。在1998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国企改制浪潮中，她如同无数草芥般微不足道，其命运轨迹是观察那个剧烈转型时代底层牺牲品的典型样本。

档案记录显示，阮小芬家庭成员比较复杂。她的母亲来自本省最偏远的云岭山区，年仅十八岁时，便被父母以一百块钱彩礼的价格，嫁给了三十岁、有两个儿子的鳏夫阮大成，含辛茹苦养大两个儿子，又生养了阮小芬，却得不到半分尊重。阮大成霸道自大、吝啬自私，心里只有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对女儿阮小芬并不重视。

阮小芬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一心想为母亲撑起一把保护伞，十六岁便通过招工考试进入红星纺织厂。

她只有高中学历，但手指异常灵巧，对纺织工艺有种近乎本能的领悟力，尤其擅长当时厂里赖以生存的高难度“雪纺缎”的织造。车间老师傅评价她“闷头干活，一把好手”，是少数能完全掌握从原料配比到织机参数调整全套诀窍的年轻工人之一。

然而，技术娴熟并未能让她在残酷的“下岗分流”中幸免。当第三批下岗名单即将公布的风声传来时，车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彼时，阮小芬的母亲因肾衰竭，已由县医院转至江城第一人民医院，院方连续下达催缴医疗费通知。

根据事后对同宿舍女工的访谈笔录，那段时间的阮小芬“像丢了魂一样”，“整宿整宿睡不着，偷偷咬着被子哭”。巨大的经济压力与即将失业的恐惧，像两条绞索，勒得她喘不过气。恰在此时，一名开办乡镇织布厂的采购员，通过中间人私下找到她，许诺只要她能提供红星厂“雪纺缎”完整的工艺参数和操作诀窍，可一次性支付“信息费”三千元。

这是一道残酷的选择题：一边是重病垂危的母亲和濒临破碎的家庭，一边是明确的厂规和模糊的法律红线。在生存本能与道德律令的撕扯下，这个几乎没受过多少教育、法律意识淡薄的年轻女工，最终走向了深渊。

卷宗记载，1998年10月23日晚，阮小芬利用夜班清点物料的机会，潜入技术科资料室，试图抄录关键参数时，被早已埋伏的厂保卫科人员当场抓获。人赃并获，证据确凿。厂方初步定性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核心技术秘密”，并考虑以“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公安机关。消息传开，舆论哗然，昔日沉默寡言的“技术能手”瞬间沦为千夫所指的“工业间谍”。

在拘留审查期间，阮小芬在厂保卫科隔离室接到母亲病故的消息。据当时看守人员回忆，她“没有哭喊，只是呆呆地坐着，眼神像死了一样”。次日凌晨，她利用上厕所的间隙，挣脱看管，爬上了厂区那座高达三十五米的废弃水塔。

清晨，有早起的工人发现她站在塔顶边缘，单薄的工作服在秋风中猎猎作响。有人惊呼，有人试图劝说，但一切都太晚了。在闻讯赶来的厂领导和保卫干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刚过完二十二岁生日没多久的姑娘，像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纵身跃下。

尸检报告显示，死者手腕内侧有数道深浅不一的陈旧性划痕。法医推断，其生前长期处于极度抑郁和焦虑状态。

阮小芬案，最终以“意外坠落”草草结案，未追究任何人的管理责任。它如同投入湖面的一粒小石子，仅在红星厂泛起几圈涟漪，便迅速湮灭在更大的下岗潮喧嚣中。没有人记得，她曾用那双灵巧的手，织出过全厂最漂亮的雪纺缎。

这段文字，曾经让楚砚溪久久无语。

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阮小芬这一个女工的死亡并没有引起多少人重视，可是书中作者却将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并在故事的最后写下这么一句话。

——阮小芬之死，到底是个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普通人遇到时代巨大变革，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就在这时，宿舍那扇吱呀作响、漆皮脱落的木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半旧不新、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利落短发、面容清俊的年轻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

“大家静一静，”男人的声音温和，带着一种试图安抚人心的努力，但掩不住一丝疲惫，“厂工会要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工作与家庭情况，请大家到我这里登记一下。”

楚砚溪的目光与他在空中相遇。

陆哲，厂工会的干事。

两人的视线一触即分，但都辨认出了对方。陆哲眼中闪过一丝欣喜，那是异乡遇